
公元618年三月,扬州城的夜色格外沉重,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让隋炀帝杨广的命运画上了句点。要说到底是谁毁了这位帝王,单单归咎为“某个人”怕是有失公允。历史大潮之下国内配资炒股官网,帝王、权贵、百姓、土匪、将军、文臣、山野里的游民,人人都在推着车轮向前滚。只是,这场大厦将倾的闹剧,实在太有代表性,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里,怎么看都让人感慨万千。
说句心里话,杨广这个人物,后人评价总是两极分化。有人一口咬定他是暴君,什么“苦百姓、劳民力、穷奢极欲”;也有人为他鸣不平,说他其实是个有理想的大有为之君,只是操之过急。还有一种说法,说他三征高句丽不是为了胜仗,是为了消耗关陇贵族的军队,就是玩“借刀杀人”的那一套。可你要说到底,杨广的失败,其实更像是一场连锁反应,几个关键环节一错,后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,一发不可收拾。
咱们先从最基层的百姓说起。大业七年,杨广准备对高句丽下手,临时征调了六十多万民夫去运送军粮。这些人,推着粮车一路奔波,吃的还没送的多,最后到了前线还可能因为“交不上粮”被治罪。你说国内配资炒股官网这不是逼着人往绝路上走吗?于是,成千上万的民夫干脆逃了,跑到山里当了土匪。这种剧情,和当年秦朝陈胜吴广起义何其相似?换汤不换药,都是因为上头的制度太死板,弄得民间怨声载道。
法家治国,讲究“重赏重罚”,但历史上真能把这种制度玩明白的没几个。商鞅变法时,先给甜头——搬木头赏五十金,后来可不是光给奖励,动不动就砍脚、刺字,严刑峻法才是根本。后来的杨坚、杨广这两位,继承了这套思路,谁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成效。杨坚一统南北,结束分裂,这成绩单够漂亮吧?但凡事太过就成灾。晚年文帝规定,盗窃一文钱都能杀头,这种“法出杀伐”的劲头,等到杨广手上,还是没变。
其实杨广一开始还想缓一缓,他即位之后下令修改刑律,减少酷刑,宽政宽法,写成了《大业律》。可你说他不迷信严刑峻法吧,后来的大动作却都奔着“富国强兵”去的,还是要用大工程、大徭役、大征伐来实现理想。新都洛阳,修运河,建粮仓,筑长城,开疆拓土,这些事都不是小打小闹,动不动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民力。农民每年要服20天劳役,不给报酬,反过来还能分到田地,按理说是“契约”,但这种契约要是碰上天灾人祸、战乱连年,老百姓可就真吃不消了。
杨广三次征高句丽,后勤压力山大。第一次战争,六十多万民夫推粮上前线,路途遥远,粮食还没送到人就饿死一大堆。最后没粮上交,按军法是死罪,跑吧,成了“盗贼”,不跑吧,还是死。说白了,这就是把人往反了逼。杨广为了稳住局面,还是搬出祖宗那套,抓到土匪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斩。你说这能有好结果吗?就像把锅贴在火上,火越烧越旺,锅底就糊得越快。
第一次高句丽之战,杨广把重兵交给了老资格的关陇贵族将领,有人说他是“借刀杀人”,但从实际情况看,他是信得过这些人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,后勤断了,士兵粮食自己背不动,路上丢了不少,到了前线兵力空虚,粮草告急。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一看,来了个“投降”演戏,结果把隋军骗得团团转,最后萨水一战,三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拉开这场灾难的,还是最初的后勤失误和对基层百姓的过度压榨。
第一次失败后,杨广做了三件事:一是加强前线补给,二是临时招募“骁果武士”,三是大赦天下,想让逃跑的民夫回家。看着是“纠偏”,但现场已变了味。百姓心里已经害怕,觉得参加徭役就是送死,谁还敢来?结果,更多人跑山里当了土匪。地方官员趁机囤货,征赋时抬高物价,百姓无粮可交,不是变卖家当、卖身为奴,就是去投奔“山大王”。河北、山东成了土匪窝,前线还得继续打仗,后方已经乱成一锅粥。
第二次征高句丽还没打完,后方的杨玄感举旗造反。他本是关陇贵族,借着“反暴君、终结战争”的口号,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十万支持者。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,但杨广气得够呛,下令杀得更狠,三万多人被处死,连家属都不放过。酷法之下,土匪反而更多,大家抱团上山,已经不是个人行为,成了家庭、村庄的集体行动。
你看,这一系列的反应像不像下棋,明明想堵一个口,结果敌人从另外几个地方全攻进来。严刑峻法到了极致,成了“守法是死,不守法也是死”,老百姓无路可走,只能铤而走险。说白了,这就是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治国不能总指望用棍子抽。
大业十一年之后,杨广也想过“纠偏”,让游民进城安置,给田给保护。山西地方官李渊剿灭土匪后,愿降的人都得到了善待,看着是朝廷“宽政”的信号。但局势已经完全失控,山大王、草寇、流亡官员、被逼出来的农民,各种势力盘根错节,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的人马。这时候,不是简单“纠偏”能解决的,非得靠大规模军事镇压不可。
可杨广又怕地方将领做大,“剿匪”有功的名将往往被调离,甚至队伍都被拆散。想防止“内鬼”,结果把大隋的肌体越捆越死。李密、李渊这些关陇贵族,正是因为杨广信任他们,才掌握了天下的要害。李密被逼得投奔瓦岗寨,利用兴洛仓的粮食,带着雪崩般壮大的义军,把隋军打得节节败退。李渊更是老谋深算,挂着“拥护隋朝、反对暴政”的招牌,顺利接管了关中,吸引了一批旧贵族和失意官员,轻轻松松把唐朝打下了基础。
说到这里,我觉得吧,历史上的权力更迭,真不是“谁动了谁的蛋糕”那么简单。宇文化及、李密、杨玄感、李渊,他们的反叛与其说是“为了集团利益”,倒不如说是在大潮之下“见缝插针”,谁抓住机会谁上位。关陇贵族之所以频频出手,是因为他们对朝堂最熟悉,对杨广的底细最了解。就像网友说的,“我最信的人,往往伤我最深”。
最后一根稻草,是扬州的关中籍御林军。家人被扣,前路无望,留是死,跑也是死。这种绝境,宇文化及带头,直接来了个“反杀”。杨广临死前还说“我实负百姓”,多少有点悲凉意味。他不是纯粹的昏君,起码做过不少大事,但他对严刑峻法的信心太足,对底层百姓的反弹估计太低,对连锁危机的应对又总是慢半拍。蝴蝶轻轻一扇翅膀,帝国就塌了。
说句实在的,历史里像杨广这样被“毁掉”的帝王,远不止他一个。治国靠“法”,但更要懂得变通,不能全靠“刀把子”。每当大乱来临,老百姓才是最苦的那拨人。后人看这些兴亡故事,最该记住的,恐怕不是哪一个人的对错,而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失误,如何汇成把帝国推向深渊的洪流。
你说,下一个会不会也是这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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